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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裁判要旨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村民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鑒于許多村委會財務人員不專一、不專業，財會素質、廉政意識等方面參差不齊，村集體資金管理混亂，時常出現部分村干部侵占村集體資金的現象，侵害群眾、集體利益，引發群體性社會矛盾，影響干群關系。為此，很多地方政府規定將轄區內的所有村級賬務統一由鄉、鎮財經所管理（以下稱“村賬鎮管”）。但是，該財務管理方式變化并不能改變村集體資金的性質。

二、案情

2011年10月，因“招商引資”需要，某鎮人民政府（以下稱鎮政府）與某私營企業（以下稱私營企業）簽訂“投資協議書”，協議約定由私營企業“征用”鎮政府轄區內的某村委會集體（以下稱村委會）土地100畝，私營企業按每畝3.5萬元支付土地“補償費”，其中每畝2.5萬元用于支付給村委會被占責任田的農戶（以下稱農戶），另外每畝1萬元支付給村委會（其他各種土地規費由私營企業按照規定支付給市土地局）。爾后私營企業將相關土地“補償費”350萬元委托給鎮政府財經所轉付，財經所將該款存入其代管的村委會專戶。隨后鎮財經所將上述350萬元匯入時任村支部書記某甲的個人銀行賬戶，要求某甲發放給農戶。某甲利用保管發放該款的職務便利，將其中的250萬元全額發放給農戶，另外將上述協議規定應當支付給村委會的100萬元中的50萬元挪用，供其經營使用。

三、裁判

針對某甲行為的定性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某甲的行為構成挪用公款罪。理由為：一是上述涉案土地是鎮政府與私營企業簽訂的投資協議；二是涉案資金系鎮財經所發放。另一種意見認為某甲的行為構成挪用資金罪。理由為：一是涉案土地屬于村集體所有；二是投資協議明確其中的100萬元應當支付給村委會，該100萬元屬于村集體資金；三是某甲沒有侵害農戶利益。法院經審理后，以挪用資金罪對某甲定罪處罰。

四、評析

針對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挪用公款罪與挪用資金罪方面的爭議，“村賬鎮管”的管理模式是最大的“障眼法”，擾亂了辦案人員的視線，增加了定性難度，擴大了定性爭議。

本案案情的特殊之處主要是鎮政府與企業簽訂了投資協議，資金又由鎮財經所管理發放，增加了辦案人員對于公款、公務、征地、轉讓等概念的爭議性評判。

筆者認為，對本案的定性應當綜合考慮涉案款項的出資人、受委托人、轉委托人、土地的所有權人、承包人等因素，厘清相關法律關系，方能準確定性。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某甲的行為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客體要件。依據憲法第十條的規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本案系私營企業用地，涉案土地為村集體所有，這是法定事實。鎮政府與私營企業簽訂投資協議，將所有權人為村集體的土地處置，雖然本案中存在鎮政府簽訂協議主體身份不妥等問題，但就涉案款項而言，該協議既不能改變土地“轉讓款”性質，也不能改變款項權屬。無論誰簽訂協議，上述“轉讓款”應當歸屬于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人，即受益者應當為村委會及農戶?？傊?，該筆款項不屬于鎮政府財物，在本案中，鎮政府也無意取得該款的所有權。涉案款項的來源、性質、用途非常明晰，即該筆款項是私營企業支付給被占用責任田的農戶及村集體的“買地錢”，且該款項由私營企業出資，政府未承擔任何征收費用。在支付形式上，私營企業可以將該筆“買地錢”直接支付給承包戶及村集體，也可以委托鎮政府、中介機構或自己信賴的人代理轉付，支付形式的差異，并不能改變款項性質?！按遒~鎮管”僅僅系財經所對村集體財務的“代管”，該代管不能改變村集體款項的性質。涉案的250萬元均全額發放給農戶，農戶利益未被侵害；涉案的100萬元系私營企業將“買地錢”通過鎮政府轉付給村集體，該筆款項當屬集體財物，不屬于鎮政府財物，鎮政府亦沒有將該涉案100萬元納入政府預算，故涉案的100萬元不能認定為公款。本案不是政府工程項目，即不是政府征地，也沒有實行由政府先墊資征地，然后將所征土地安排到企業的運行方式，而是由鎮政府代替村委會與企業簽訂用地協議，私營企業將應支付給村集體的“買（賣）地錢”交付鎮政府，由鎮財經所將該款存入村委會專戶實行“代管”，然后鎮財經所委托某甲轉款村委會。某甲在轉委托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將本應當歸村集體所得的資金挪作自己經營，其行為沒有侵害政府公共財物。針對以公共財物為侵害對象的挪用公款罪而言，某甲的行為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客體要件。

第二、被告人不具備挪用公款罪的主體身份。依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村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時，屬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第（四）項---土地征收、征用補償費的管理。該解釋中的“征收、征用”與憲法第十條中的“征收、征用”系同一內涵的慨念，這里的“征收、征用”僅僅指國家、政府對土地的征收、征用，不能將非國家、政府用地擴大解釋為“征收、征用”，非國家、政府用地依照憲法規定應認定為“轉讓”。如果不是國家、政府對土地的征收、征用，在“征地”方面就不存在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該解釋中，將村委會等基層組織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關鍵看其是否屬于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村委會等基層組織人員只有在協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時，才能以人民政府名義參與組織、領導、監督、管理和人民群眾利益及社會的發展相關的國家事務和政府事務的活動，其工作性質才體現國家對社會的組織、管理職能。該解釋所說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人員顯然是指與國家事務和政府事務有關的公務。而本案不是國家、政府工程建設需要而“征地”，在“征地”方面沒有政府事務，也就不存在被告人協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之說，故被告人不具備挪用公款罪的主體身份。

綜上，某甲的行為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但其利用擔任村支部書記職務之便，挪用村集體財物50萬元供其經營使用，其行為符合挪用資金罪的所有犯罪構成要件，應當以挪用資金罪定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