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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裁判要旨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規定的強迫交易罪中，強迫交易罪系情節犯，只要實施了暴力、威脅手段強買強賣商品的行為，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即使未實際交付商品，侵害結果未實際發生，亦不能阻卻強迫交易罪的成立；其中，對商品房等不動產的強買強賣行為，不需要商品房等不動產交易行為符合所有民事、行政法規規定的全部合法要件。

二、案情

2015年初，被害人黃某某找被告人喻某某借款40萬元，約定月利息10%。2015年6、7月份，被告人喻某某被關押于大悟縣看守所期間，利用會見的機會，安排被告人雷某某幫其找黃某某索要債務。2015年8月份，被告人雷某某帶領多人到黃某某的辦公室采取威脅手段索要債務，黃某某無力償還，雷某某采取威脅方式，逼迫黃某某用承建的位于大悟縣建新街的“泉水新都”小區的四套房屋抵償債務，并由雷某某代理喻某某與黃某某簽訂四套商品房買賣合同，將四套房屋據為己有。

辯護人在庭審中提出如下辯護意見：強迫交易罪系結果犯，涉案的四套商品房未實際交付，被告人未實際占有，故被告人不構成強迫交易罪；同時，辯方認為雙方在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時，被害人黃家勇未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該房屋不具備商品房買賣的交易基礎。

三、裁判

審理法院認為，被告人的行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規定的強迫交易罪全部構成要件，應以強迫交易罪定罪處罰。遂作出如下判決：被告人喻某某犯強迫交易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15000元；被告人雷某某犯強迫交易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10000元。

四、評析

我國刑法理論通常是在討論犯罪既遂的標準時說明結果犯與行為犯的區分。一般認為，行為犯指以法定犯罪行為的完成作為既遂標志的犯罪；結果犯指不僅要實施具體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的行為，而且必須發生特定的犯罪結果才構成既遂的犯罪。根據犯罪的本質，行為犯也必須具有侵犯法益的性質，因此我們所討論的行為犯，僅是侵害的結果未實際發生，行為人的目的未實現。而強迫交易罪中，行為人以暴力、威脅手段，實施了法律規定的強迫交易行為，達到情節嚴重，即構成強迫交易罪（學理觀點：情節犯）。行為人取得財物的結果應當認定為不屬于構成要件要素的結果，即，取得財物的結果是否實現，不是強迫交易罪成立的必要要件。

本案中，被告人是否實際對涉案商品房進行物理性控制，并不影響本案對“交易”的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規定的強迫交易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既侵犯了平等、自愿的市場交易秩序，又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權、財產權，《刑法》分則將該罪列入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第八節（擾亂市場經濟秩序）之中，從立法本意看，本罪侵犯的主要客體是平等、自愿的市場交易秩序，被告人喻某某、雷某某以威脅的方法，強迫被害人黃某某與其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以價值共計118.079萬元的四套商品房抵償其所欠的40萬元的欠款，該合同在權利義務方面明顯失衡，被告人的行為明顯侵犯了平等、自愿的市場交易秩序。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的補充規定》第五條第一款第（四）項的規定，強迫交易1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2000元以上的，屬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情節嚴重”，即被告人的行為符合本罪的客觀方面要件；此外，強迫交易罪的主體要件為一般主體，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意圖牟取非法利益，但是否實際取得非法利益并不是強迫交易罪的構成要件。被告人喻某某、雷某某的行為符合本罪的主體和主觀方面要件，綜上，被告人喻某某、雷某某的行為具備了強迫交易罪的所有犯罪構成要件，應當以強迫交易罪定罪處罰。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交易”應是廣義的、寬泛的交易，并不要求交易行為符合民事法律、行政法律法規所規定的全部合法要件。相對人的商品來源或商品本身是否合法，并不是阻卻強迫交易罪成立的事由。相對人的商品及商品來源是否合法，是否能夠進入流通領域，應當由相關的法律或管理部門予以調整、規范，這是針對相對人的評價，而本罪應當精準對行為人的行為進行評判。本案中，被害人黃某某的商品房確實存在形式要件的缺失，即沒有取得房屋預售許可證就被迫簽訂房屋買賣合同，本案辯護人亦以此項形式要件的缺失對抗“交易”行為的成立，認為被害人的商品房不具備交易基礎，不能進入流通領域，雙方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不能認定為交易行為。筆者認為，商品本身的形式要件的缺失是不能對抗交易行為的成立，亦不是阻卻強迫交易罪的成立的事由。日常生活中，交易行為通常表現為合同行為，合同本身是否有效并不能否定交易行為的存在。在房屋買賣過程中，當事人雙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后，房屋的買受人就能對抗房屋的出賣人，依照合同來取得房屋并要求對方進行產權轉移登記。商品房交易存在其自身的獨特性，完整交易行為包括合同、登記等多個方面，是連續的行為，而房屋產權轉移登記是不動產權轉移的生效要件，而非交易行為的生效要件，因此，合同行為應當認定為交易行為。例如，小產權房是不能辦理房屋產權過戶登記的，但現實生活中小產權房的買賣比比皆是，而不動產的物權轉移是以登記過戶為要件的，不能因當事人雙方僅簽訂房屋買賣合同而沒有辦理過戶登記而否認該交易行為的存在。

當今多數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犯罪分子將目標瞄準被害人的不動產，借討債之名，采取硬暴力、軟暴力迫使債務人簽訂不動產買賣合同，以貌似合法方式來掩蓋其強迫交易進行違法犯罪的事實，達到牟取暴力的目的。行為人在貌似合法的形式下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借此要求相對人還債或取得對方不動產，一旦無法達到其目的，就以此生效的房屋買賣合同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借訴訟平臺達到其取得相對人不動產的目的，要求房屋的出賣人進行產權轉移登記，進而取得相對人的不動產，人民法院只能基于合同依法判決履行；一旦強迫交易犯罪案發后，司法機關將該類型的強迫交易犯罪予以打擊時，實施犯罪的行為人又以合同的無效及其他形式要件的缺失或主觀目的未達到來抗辯，認為其不構成強迫交易罪。

筆者認為，在裁判中，人民法院在審理強迫交易不動產案件時，應深入分析行為人的行為、行為的性質，透過現象看本質，然后進行綜合評判。行為人在貌似合法的合同行為掩蓋下，實際目的在于取得被害人不動產。行為人以合同關系起訴至人民法院，法官在審理裁判中應嚴格審查合同行為，注意甄別訴訟活動當事人的訴訟行為，透過合法形式的現象，審查其是否具有意圖侵占被害人不動產的非法目的，防止虛假訴訟、惡意訴訟行為，發現犯罪應當及時移交。而在刑事審判活動中，行為人合同的無效及其他形式要件的缺失或主觀目的未達到來抗辯其不構成強迫交易罪，法官在審理時，應該注意把握行為人當時對涉案不動產的控制能否取得該不動產的產權。通常，在合同行為下，行為人即可取得對不動產的社會性控制，并產生該房產為自己所有的心理，如，可以取得房屋鑰匙，對房屋進行裝修、居住，甚至可以依據合同要求對方進行產權轉移登記，進而可以完整地取得房屋的產權，達到牟取被害人不動產的目的。刑事訴訟中，司法機關應當求證強迫交易行為之中該商品房所反映出的法律特征、社會特征，并不僅僅因其物理性特征而轉移審理視線，即使上述強迫交易行為的行為人未對涉案商品房進行物理性控制，也不影響對強迫交易罪的認定。當事人雙方簽訂貌似合法合規的合同，是可以基于合同取得被害人不動產權的，同時，該貌似合法的合同行為應當被認定為強迫交易罪中的交易行為，以暴力、威脅手段，強迫他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情節嚴重，成立強迫交易罪。比如，該類案件中，行為人是想要達到牟取暴利的目的，以威脅、恐嚇的手段，強迫相對人簽訂買賣合同，然后持合同強迫相對人交付財產，或者通過虛假訴訟方式及其他方式達到占有相對人房產的目的，客觀上侵犯了平等、自愿的市場交易秩序，同時也侵犯了相對人的人身權、財產權，符合了強迫交易罪的全部犯罪構成要件，即使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未實現，亦成立強迫交易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