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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7日下午，湖北省安陸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田文濤，再次坐到了安陸市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作為公安局“一把手”，他面對的是不服公安局行政拘留處罰決定而提起訴訟的原告張某某。這是自2022年以來，田文濤作為安陸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第六次出庭應訴。

 一起并不復雜的“民告官”案件，為何會由“一把手”出庭應訴？田文濤連續6次坐上被告席，又釋放了怎樣的信號？3月21日，記者就此事采訪了相關部門負責人及專家

坐被告席的“一把手”不止田文濤一位

 田文濤首次作為安陸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出庭應訴，是在2022年3月。因受到行政處罰及相關行政復議糾紛，朱某將安陸市人民政府、安陸市公安局棠棣派出所同時告上法庭。田文濤及棠棣鎮派出所負責人出庭應訴。

 朱某認為，被告棠棣派出所和安陸市人民政府分別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和《行政復議決定書》事實認定不清，法律適用錯誤，請求法院撤銷。

 在法庭調查、舉證、質證等環節，雙方當事人就案件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等問題展開了辯論。對于朱某的訴求和所舉證據，田文濤逐一發表了意見，并作出針對性回應。

 經過3個小時的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法院最終裁定，安陸市公安局棠棣派出所對該案處罰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定性準確、處罰恰當。

 雖然訴求被駁回，但朱某對田文濤代表安陸市政府出庭應訴并作回應的態度表示滿意。

 梳理田文濤6次作為行政機關“一把手”出庭應訴的案件類型，主要是受到行政處罰的當事人對公安機關的執法有不同理解，進而提起行政復議。

 “我們將以本案為契機，認真總結執法行為，不斷提升能力和執法水平。”田文濤表示，隨著民眾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的不斷提升，當事人通過法定程序和法定途徑主張自己的意見、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案事例也會相應變多。

 事實上，在安陸，坐上被告席的行政單位“一把手”不止田文濤一位。

 2023年5月，在安陸法院公開審理的曾某不服安陸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行政處罰及安陸市城市管理執法局責令限期拆除兩起行政案件中，兩被告行政機關負責人均出庭應訴。

 庭審中，法院組織原、被告雙方進行面對面溝通協調。針對原告提出的訴求，兩機關負責人分別闡明發生爭議的原因及相應的解決措施。最終，經過法官耐心釋法明理，“官”“民”握手言和，被告當庭撤銷其行政行為，原告也隨即撤訴，行政爭議得到了實質化解。

行政爭議能否妥善解決關乎政府形象

 與田文濤6次出庭應訴相呼應的，是安陸法院推動“行政機關一把手出庭應訴率100%”。這一亮點工作，被寫入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同樣因“行政機關一把手出庭應訴率100%”被寫入湖北高院工作報告的，還有通城縣人民法院。

 12年前，通城縣一鄉鎮招商引入一家礦山開采企業。2020年，因政策調整，當地政府責令該企業關停。一年后，企業申請行政補償未果，提起行政訴訟。

 2023年9月，咸寧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通城縣政府敗訴，雙方均提起上訴。

 “案子本身不復雜，但這個案子背后牽涉的爭議很復雜。”該案二審承辦法官、湖北高院行政審判庭法官胡正偉告訴記者，與此爭議相關，企業也面臨政府對礦區環境修復等費用的追繳。

 為從根本上化解案涉行政爭議，湖北高院法官到通城實地查看、走訪各方，面對面交流、釋法說理，并推動行政首長出庭應訴。

 2024年3月29日，通城縣縣長楊修偉到湖北高院出庭應訴。在湖北高院主持調解下，楊修偉與企業方就涉及礦山項目關停所引發的系列問題現場達成“一攬子”協議。

 行政審判一頭連著老百姓或市場主體，一頭連著行政機關，行政爭議能否得到徹底、有效、妥善解決，既關乎群眾的切身利益，更直接影響地方政府的形象。

 “行政一把手出庭應訴，是實質性化解矛盾糾紛的有效手段。”湖北省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現代行政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譚冰霖認為，這起案件能當庭和解，是湖北法院推動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成效的縮影。

 湖北高院行政審判庭負責人鄭娟介紹，自2014年以來，湖北三級法院積極協調將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納入年度法治建設績效考核體系，全省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率由之前的不足2%大幅提升，自2020年起穩定在85%以上。到2024年，全省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達95.3%。

專家：“一把手”出庭應訴是法定職責

 譚冰霖告訴記者，針對過去行政訴訟中“告官不見官”現象，2014年行政訴訟法修正時，新增了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有關規定。但在一段時間內的實踐中，仍存在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偏低”“出庭不出聲”“正職少副職多”等問題，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在化解行政爭議、規范行政執法方面的功能未得到充分發揮。

 “作為行政機關負責人，尤其是‘一把手’放下身段，實質性參與庭審并作出針對性回應，不僅是其積極履行法定職責的客觀要求，也有助于體現官民平等的訴訟關系、有效化解行政爭議，提升領導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譚冰霖說。

 此前，湖北高院與湖北省司法廳聯合出臺意見，提出12條措施，推動建立行政“一把手”出庭應訴長效機制。該意見明確，涉及本級政府全局性工作或中心工作的案件、涉及履行招商引資行政協議、兌現行政允諾等影響政府誠信和地方營商環境的案件、社會高度關注或者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案件，原則上應由行政“一把手”出庭應訴。

 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前，應提前熟悉案情，充分了解相對人的訴求和主要理由，研究確定應訴及爭議解決方案。出庭的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積極回應法庭調查及當事人的質疑，并就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法律依據、行政爭議產生的原因以及解決方案發表意見，不得出現照本宣科、答非所問等現象。

 上述意見還規定，對于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卻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庭審中拒絕就有關問題進行解釋說明等行為，依照相關法律規定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

 2024年4月，湖北高院在全省部署開展“行政審判質效提升年”活動，將調解、和解貫穿行政審判全過程，要求院長、庭長帶頭化解疑難復雜案件，做到依法應調盡調、能調盡調、調判結合、定分止爭，積極為當事人庭外和解創造條件。

 “黃石、荊州、恩施、荊門、鄂州、漢江等地兩級法院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均達到了100%，‘告官不見官’現象基本成為過去式。”鄭娟介紹，湖北法院還加強行政訴訟與行政復議銜接，在全省推動建成119個行政爭議化解中心，引導當事人選擇行政復議、協調等非訴訟方式解決爭議，行政訴訟收案同比下降10.55%。

敢于坐上被告席，更善于用法解難題

本報評論員

 在傳統觀念中，坐上法院的被告席，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就行政機關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而言，放下身段和普通群眾對簿公堂更需要一定的勇氣。

 可對湖北省安陸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田文濤來說，這已經是“家常便飯”。自2022年以來，田文濤作為行政機關負責人，已經連續6次坐上被告席。在他看來，領導干部不僅要敢于坐上被告席，更要善于用法解難題。

 敢于坐上被告席，既是尊重法律的表現，也是尊重群眾的體現。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主動出庭，代表著行政機關對司法監督的尊重和接受。更何況，人民群眾通過法律途徑主張自己的權利，行政機關本就應當積極面對和回應。

 當然，領導干部出庭絕非是走過場，更需善于通過法律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作為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要提前熟悉案情，充分了解原告的訴求和主要理由，研究確定應訴及爭議解決方案，積極回應法庭調查及當事人的質疑，并就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法律依據、行政爭議產生的原因以及解決方案發表意見，既出庭也出聲更出彩，從而有效化解行政爭議，促進政通人和、取信于民。

 行政審判工作質效是法治政府建設水平的“晴雨表”，我們在點贊以田文濤為代表的領導干部的同時，也要看到人民法院為強化府院聯動，規范引導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所作出的努力。

 據了解，隨著法治政府建設的持續深化，在全國范圍內，行政機關負責人的出庭應訴意識普遍提升，湖北更是走在前列。在湖北，坐上被告席的行政機關負責人，遠不止田文濤一位。自2015年以來，湖北三級法院積極協調推動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工作，全省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率由之前的不足2%大幅提升，自2020年起穩定在85%以上，2022年上升至93.81%，2024年上升至95.3%。其中，鄂州、荊門、咸寧等地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均達到100%，安陸、通城、鄖西等地行政機關“一把手”出庭應訴率達到100%，“告官不見官”現象已成為過去式。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出庭應訴，不僅能有效避免行政爭議解決中的逐級請示、書面匯報等延時環節，推動現場辦公、當場拍板；還能讓人民法院更好發揮庭審在準確查明事實、有效彌合分歧方面的作用，推進行政爭議實質化解；更能通過“法治公開課”，發揮示范引領作用，促使“關鍵少數”進一步認識行政執法中的問題和不足，積極采取措施加以改進，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類似爭議。我們要學習行政機關負責同志的擔當精神、學習湖北法院行政審判的經驗做法，堅持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新的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