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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成中國特色執行制度、機制和模式,基本解決執行難這一階段性目標如期實現。”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聽取審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首席大法官周強話音剛落,掌聲響起。

執行工作是實現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解決執行難是破除公平正義最后一道藩籬。如何把每一個判決都落到實處?如何把紙上正義兌現為真金白銀?

最高法曬出一份成績單:3年執結1936.1萬件案件,同比增長105.1%；4.4萬億元執行款實際到位,同比增長71.2%；366萬人迫于壓力自動履行義務；1.3萬人被判處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

基本解決執行難交卷了,成績如何?今天,幾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向《法制日報》記者道出各自的感受。

信息化破解執行難

江蘇地處經濟發達地區,是案件大省,也是執行案件大省,每年受理執行案件數量約占全國執行案件的十分之一。

2013年至2017年,江蘇法院受理執行案件數量翻了一番,連續5年位居全國第一。

執行難到底難在哪兒?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夏道虎道出曾經的“四難”:人難找、物難查、協助執行難、財物變現難。

夏道虎坦言,僅以查人找物為例,面對每年都在增長的數百萬件執行案件,要把被執行人的各種財產在全國范圍內查控一遍,靠人力幾乎不可能實現。

最高法抓住現代科技飛速發展的歷史機遇,與公安部、自然資源部等16家單位和39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聯網,覆蓋存款、車輛、證券、不動產、網絡資金等16類25項信息,對被執行人主要財產形式一網盡收。

“法官足不出戶,輕點鼠標便可實現對被執行人銀行存款、車輛等信息的查詢,甚至凍結、扣劃存款。”全國人大代表、廣西林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黃超說,覆蓋全國范圍以及各種財產形式的執行查控體系的建立,在解決被執行人難找、財產難尋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

一處失信處處受限

一名“老賴”去南極旅游,準備回國時,才發現自己上了失信人員“黑名單”,無法購買返程機票。最終,只能抵押公司3套房產,支付執行款后才得以回國。這是發生在河南的一起真實案例。

統計數據顯示,黨的十八大以前,全國法院年執結的被執行人有財產案件中,80%以上案件的被執行人存在逃避、規避甚至暴力抗拒執行的行為,自動履行的不到5%,消極等待強制執行的約占15%。

“打擊失信行為是全社會共同的責任,執行攻堅行動中的聯合懲戒要機制化、常態化。”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科美達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兼技術總監陳勇彪注意到這樣一組數據:最高人民法院會同國家發改委等60家單位推進失信懲戒機制建設。采取11類150項懲戒措施讓失信被執行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

“讓‘老賴’過得舒坦,就是我們的恥辱。江西法院加大拒執犯罪打擊力度,對失信被執行人形成合圍之勢。”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葛曉燕介紹說,僅去年一年,江西就對356名拒不履行判決裁定義務的被告人判處了刑罰。

3年來,各地法院因地制宜,積極創新對失信被執行人的懲戒措施,通過“抖音老賴”“老賴款手機彩鈴”“老賴廣告電子屏”等各種貼合當代生活傳播方式的懲戒方法,增加被執行人的失信成本。

推動執行難立法

基本解決執行難這一階段性目標如期實現,但切實解決執行難的大考才剛剛開始。

在全國人大代表、江西友達律師事務所主任馮帆看來,基本解決執行難更多的是通過3年攻堅,探索了一套規范執行工作的體制機制,鍛煉了執行法官隊伍,為強制執行立法提供了經驗。

全國政協委員、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鞏富文認為,當前較為完善的執行司法解釋體系已經建立,但存在效力層次不高、對相關部門約束力不夠等問題,急需出臺統一的強制執行法,規范執行程序,明確相關協助部門的義務和責任。

“破解執行難的關鍵在于頂層立法,讓守信成為一種自覺。”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律師協會會長肖勝方認為,有必要從頂層法律制度設計入手,通過立法提高拒不履行判決的成本,迫使大部分當事人自覺履行生效判決,從根本上解決執行難問題。

除了法院自身原因外,社會誠信體系不健全也是執行難問題長期存在的原因。

如果能以破解執行難工作為契機,從國家層面完善公民“信用畫像”,打造公民“信用身份證”,形成處處憑信用、事事看信用的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執行自然也就會變得不難。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董開軍呼吁,信用建設重點是將失信被執行人信用聯合懲戒納入立法規劃,增強信用聯合懲戒措施的威懾力和可實施性。